生产、销售假劣疫苗，罚款标准拟提至3000万******原标题：生产、销售假劣疫苗，罚款标准拟提至3000万疫苗不同于一般药品，直接关系公共安全。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和公众提出，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二审稿作出修改，对生产、销售假劣疫苗、申请疫苗注册提供虚假数据以及违反药品相关质量管理规范等违法行为，提高罚款额度。二审稿显示，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的，罚款标准为违法生产、销售疫苗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审稿还完善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明确明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仍然销售、接种，造成受种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种者或者其近亲属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针对一些地方在预防接种环节发生的疫苗过期、掉包等事件，二审稿也作出回应，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管理，规范预防接种行为，明确将“三查七对”要求和接种信息可追溯、可查询写入法律草案。“三查七对”，是指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检查受种者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查对预防接种证(卡)，检查疫苗、注射器的外观、批号、有效期，核对受种者的姓名、年龄和疫苗的品名、规格、剂量、接种部位、接种途径，做到受种者、预防接种证(卡)和疫苗信息相一致，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接种。确保接种信息可追溯、可查询，要求医疗卫生人员完整、准确记录接种疫苗的“品种、上市许可持有人、最小包装单位的识别信息、有效期、接种时间、实施接种的医疗卫生人员、受种者”等信息。接种记录保存时间不得少于五年。
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艾滋病来临的时候，身体常有四个征兆，有两种习惯的人要检查一下******原标题：艾滋病来临的时候，身体常有四个征兆，有两种习惯的人要检查一下
几十年前，当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被确诊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还很遥远。几十年过去了，你还会觉得艾滋病很遥远吗？当然不会，过去，艾滋病是一种罕见病，现在，艾滋病早已成为了一种常见病。过去，医院要是确诊一例艾滋病，那绝对是重大事件，但现在，在大型的三甲医院里，一个月确诊很多艾滋病患者，已经是常事。来看看最新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85.0万，死亡26.2万例，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保守数字，也就是医院和疾控中心发现确诊的上报的，还有一些患者，还没有及时发现。那么，艾滋病找上的时候，身体都有哪些征兆呢？第一，发热，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主要原因是艾滋病导致的感染所致。
第二，消化道症状，由于艾滋病持续攻击人的免疫系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第三，呼吸道症状，同样的道理，由于免疫力下降，艾滋病患者的呼吸系统会更脆弱，更容易出现咳嗽咳痰。第四，淋巴结，艾滋病会引起全身淋巴结肿大。性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在2017年报告感染者中经异性传播占比为69.6%，男性同性传播为25.5%，除了性传播以外，吸毒传播也是主要的方式，因为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所以如果有这两种习惯的人群，在出现上述四个征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
传国玉玺流落到哪？和氏璧镌刻而成，溥仪退位出宫后就消失了******原标题：传国玉玺流落到哪？和氏璧镌刻而成，溥仪退位出宫后就消失了说起传国玉玺，大家都不陌生。它经常出现在各种演义和影视剧中，被无数人争夺。大家都说，有了传国玉玺，自己的皇位才名正言顺，才正统。
那么，传国玉玺，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传国玉玺历史悠久，它的传说，始于和氏璧。说起和氏璧，世人并不陌生。这是一块非常有名的美玉，为天下奇宝，是雕刻印章的宝贵材料。它还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故事——完璧归赵。
战国时期的赵国名相蔺相如，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国家夺回和氏璧，完整地送回邯郸。一块美玉，到底与鼎鼎有名的传国玉玺有何关系呢？
其实，这传国玉玺就是由和氏璧所雕刻而成的。蔺相如帮赵国夺回了和氏璧，但赵国最后还是被秦始皇所灭。秦始皇灭了赵国之后，秦国再次夺到了和氏璧。看到这块美玉，秦始皇让丞相李斯用小篆雕刻成传国玉玺，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从那之后，它就成了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信物。
可惜，秦国二世而亡，秦国亡于胡亥之手。秦国亡了，但传国玉玺却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历朝历代，夺来夺去，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清朝末代溥仪手里。那么，传国玉玺到底最后流落到哪呢？清朝时期，清朝皇帝得到了传国玉玺。
随着民国的建立，清朝灭亡，末代皇帝溥仪成了大清最后的皇帝。不过，溥仪得到了优待，并没有走出皇宫，而是继续住在皇宫。民国十三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从此，传国玉玺彻底消失了，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了无踪影。至今，传国玉玺到底去了哪，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这漫长的千年之中，传国玉玺时隐时现，我们不知道它下次再现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现在到底在哪里。或许，它下一秒就会出现。或许，它会永远消失。
网红“发泄屋” 减压新奇方式 ******原标题：网红“发泄屋” 减压新奇方式 | 组图“负面情绪”宣泄站，新兴行业“发泄屋”，可以砸掉一切 新京报讯 4月20日，北京798艺术区的一个“发泄屋”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猎奇之地。打造发泄房间，让参与者可以通过击碎、损坏和破坏物品来达到减压的目的。多位体验者被“发泄屋”这种新奇的方式吸引而来。体验者表示，砸完东西确实可以缓解压力，也有人称“比较暴力，不太适应”。心理专家认为，有人提供有人买单，说明“发泄屋”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但专家建议，人们也可以通过跑步、游泳、健身等运动方式进行自我减压。
顾客在“发泄屋”内体验。
顾客在击碎物品的瞬间得到“精神减压”。
地上满是被砸碎的物品碎片。
顾客可以选择各种发泄的物品。
用于打击发泄的球棍。
顾客发泄时提供保护的护具。
店家提供的假人模特。
“发泄屋”内景，墙上是跟情绪相关的涂鸦。
“发泄屋”位于朝阳区798艺术区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吴娇颖 摄影报道编辑 殷楠 校对 陆爱英